一月中旬的时候去了哈工大一趟，南加州大学要求从学校寄送官方成绩单，因此我以此为借口去了一趟哈工大。与其说是为了去寄送成绩单，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几天的时间放松一下。重游故地见见故人。
到底是见到了，工大什么都没变。按理说我不该怀念它，可是看到两位老师的推荐信的朱色批注印记的时候，我还是怀念了。在北京这几年可谓是四处碰壁，可是在工大的老师那里，却依然一切畅通无阻。下了动车以后呼吸到了哈尔滨冬天特有的干冷空气，真是想要大喊一声：“哈尔滨我回来了！”眼泪都要流下来，可是想到这零下十几度的低温，还是把它忍了回去。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停在了西大桥站。从西大桥回十五公寓的路是走过几十遍的熟悉的路，而今它还是那样脏兮兮的：周围琳琅满目地摆着的地摊，歪歪扭扭地矗立着路边店铺，早已脱落了树叶的细弱树枝僵硬地在空气中向我摆出欢迎的pose。路人一定会觉得这丫头有些奇怪，为什么看到这样颓败的景象却在寒冷的街道上原地欢快的转起了圈。
在熟悉的哈工大招待所住下了，因为以前住过，所以轻车熟路。放下行李就找急忙慌地去DHL快递点寄送了成绩单，接着逛了以前常去的学子书店。微电子的书架依然矗立在那里，而卖课本的台子上，杨春玲老师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终于出版了，挤在《工科数学分析》、《信号与系统》、《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电路理论基础》中间显得格外显眼——在2010年我们使用的还是《数字电子技术》的影印版。微电子的书架上自己专业的《固态电子论》居然出了书。虽然对六楼的老师极其不看好，虽然对这门课的质量和水准持严重鄙视态度，但还是不得不感慨时光的匆忙飞逝。转身去了食堂，学苑楼的许多菜色都发生了变化，最喜欢的烤肉拌饭下了架，然而东北特色的砂锅坛肉依然屹立不倒，牛肉柿子的菜色大概至今仍然是众多工大同学的最爱。
学子超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前卖杨国福麻辣烫和各类快餐的地方变成了药店，最心爱的女生饰品店关了门，文具店倒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出了超市门就直奔正心楼，踏上大学时代屡次走过的大斜坡，望着正心楼的玻璃门，傻笑着咧开了嘴。而今看来略显小气的正门让我有了异样感，推开门帘走了进去，发现正心大叔早就换了人：当年的黑龙江省雕刻艺术家早就不在了，而和他搭档的那位大叔也不见了踪影。正值秋季学期的尾声，寒假将至，见到我拿着快要没电的手机四处狂拍，新一任的正心大叔笑道：“嘿嘿，你是以前的学生吧？”
“是的，您怎么看出来的？”
“不是以前的学生是不会四处拍照的。回来拍照的大多是怀念母校了。哪年毕业的？”
“2012年。说起来正心楼这么冷清？现在是要放假了？”
“嗯，后天正式放假了。”
“什么？这么快就放假了？……我先走了，要不来不及了！”
是的，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除却在校园里兜兜转转，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还有一个人一定要见。
我于是将大叔的目光甩在了正心楼正门之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科学园的路。铁路旁的危房被拆除后居然建了新房，高耸如云，十分时髦。而科学园的三叉路口还是老样子。我穿过周日黄昏川流不息的车队，终于踏入了科学园的大门。一路上在科学园慢跑的、竞走的、锻炼身体的老人被无暇顾及四周的我视作了路边的风景。心里充斥着诸如：“王老师要是不在该怎么办？”，“早知道提前打个电话跟王老师约定时间就好了”，“算了只要能看到实验室我就心满意足啦”，“要是没有门卡实在进不去我就找来老师帮忙”，“啊对了今天是周日实验室估计没人吧”，“呜呜呜好紧张”之类的碎碎念。电梯一到九楼，我立刻蹿了出来。眼前微电子中心的玻璃大门不出所料地关着，我贴着玻璃门朝着王进祥老师的办公室方向望去，然后喜出望外地发现有灯光！——这灯光自我混微电子中心起就再熟悉不过了，只要灯亮着，坐在工位上我就不敢开小差，生怕王老师溜达到我所在的实验室，抓到我又在玩游戏。但如果灯灭了，我一般就会肆意妄为了。
虽然十分淡定地站在原地，但我的内心此刻张牙舞爪了起来——运气真好，居然让我撞上了王老师在办公室。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玻璃门，蹑手蹑脚地朝老师的办公室走去，企图趴在门上向里偷窥。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打算偷窥一下就溜走的我被坐在电脑前的王老师看到了。看到以后他抬了一只眉毛，我却僵在了原地。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舔了舔嘴唇，随口编了一个理由：“王老师，这边现在还能上网吗？”话说出口就开始后悔——这是什么糟糕理由？说好的感人的重逢场面呢？（并没有说好）但王老师还是笑了，说可以。接着不出所料两人之间又沉默了下来。为了缓解尴尬我赶快补充道：“啊那太好了！我去看看。”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转身跑到唯一能联网的，有着三台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计算机的阳台去了。把书包放在了落满灰尘的转椅上时心脏却还在不受控制地“砰砰”狂跳。一边摘下围巾和耳包，我一边试图缓和十分激动又十分尴尬的心情，回忆起王老师刚刚的音容笑貌：笑得太温柔了，说话声音太温柔了，表情太温柔了，和我读大学时代的王老师形象相去甚远。
记忆中，我读书那会王老师总是板着一张脸，极少见他笑。唯一一次说话温柔一点是在最后毕业答辩之前，他把我们叫去开会，说你们有些人本科毕业以后就要走了，论文要好好写，不然将来去了当了领导被查出来以前的论文写那么差就丢脸了。彼时王明羽奸笑着用胳膊肘捅了捅我说：“听见没，说你呢。”我瞪了他一眼，说王老师那是泛泛而谈，说的是所有准备离开工大的毕业生，我一介女流之辈怎么可能当领导，再说他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不出所料，我这番话到底还是应验了，过几天的毕设预答辩王老师就又想不起来我叫什么了——“那个谁，该你了”。我的名字迅速变成了光荣的“那个谁”还是小事，在最终的毕设答辩上连我是他的学生都忘了，当着众位老师指出我的毕设的问题才是大事——被自己的导师在答辩的时候拆台，简直不能更丢脸。
此时此刻的我鼓起勇气在九楼的楼道里徘徊了一圈，看到了肖老师坐在办公室里的疲倦背影，心里不禁徒增了几分心酸：明明才过去两年半，肖老师的身影竟显得这么衰老了。望着她花白的头发，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心想大约她也不会记得我了吧，于是默默地退出了房间。然后又在各间屋子之间兜兜转转，来老师的办公室锁着门，王永生老师也不在，付方发老师的座位上空空荡荡……最后重新回到了905的门前。我再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这样犹豫不前也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去见王老师吧，然后再度跨出了步子。
王老师果然还坐在他那台think pad 之前，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十分尴尬。最后我说：“王老师您还记得我吗？”他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端详了我一会，说：“我是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吗？”
“答辩委员会是什么？”我老实坦白自己不懂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但又灵机一动，“哦！是不是就是答辩时坐在第一排的提问题那几个老师？您何止是坐在前面提问题呀……”
毕业答辩那天被眼前这人刁难的事情又浮上心头，我想起因为得知毕设最后得了89分，而在来老师办公室里大哭一场的情景之后，有些义愤填膺地说：“您就是害我毕设得89分那个人。”
结果话音未落王老师就说：“你是张宇轩？”
见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进来吧。”
我于是走进了王老师的办公室，挑了一个离他最远的座位坐下了。结果王老师又说：“你坐那么远干什么，坐过来，坐过来。”
他把这话一说，回忆的匣子就被打开了。大学时代的回忆倏然而至。那是2012年的春天，我被叫到了王老师的办公室。是一个关于DWT处理器的数据流向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把问题问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刘英哲师兄，结果负责指导H264的刘师兄也不懂，遂告诉了王老师。那天我也是被叫到这间办公室，带着有些抗拒的情绪，挑了一个距离王老师比较远的座位坐下了，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的他说：“你坐那么远干什么？我们怎么讨论？你坐过来。”
一样的句子。
我脸上的笑容有些僵住，不由得感慨地说：“这样的对话，似乎曾经发生过一次呢。”然而我知道，王老师他大抵是忘记了。
我于是听从王老师的话，起了身，在老师面前坐了下来。这间屋子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两个办公桌，王老师坐在靠里的那一个，桌子上的think pad下面总要垫一个架子，大概是为了散热。另一个桌子上总是放着纸板箱子，里面杂乱地对着千奇百怪的东西，从集成电路芯片到乒乓球拍，无所不有。侧面是一个书架，照片、书籍、奖杯一应俱全……我想起2011年第一次踏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彼时我还是个大三的学生，被寝室里其他两个女生拉着来到了九楼的实验室，先被付老师指导了一番，付老师说完了以后说我带你们去见王老师，于是就坐在了现在这把椅子上。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四年过去。这个哈尔滨冬天下午五六点钟的傍晚窗外已经彻底被黑色侵染，而我尚且记得第一次踏入这里的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季午后。
坐下之后王老师连连解释当年那个89分不是他的错，当年的分数是老师们一致通过的。然后便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天的内容太过轻松随意，以至于后来我把自己和王老师聊天的内容告诉王明羽，他说：“你们的聊天完全不像是师生，而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当年带我的是刘英哲师兄，对了，他现在还在吗？”
“他已经毕业了。”王老师说，“人在葫芦岛，你要是去以后去旅游，可以找他，葫芦岛是个旅游胜地。”
“什么？他居然没有留在工大？”我还以为他会和付老师一样留校呢。
“现在想留工大哪有那么容易？”
“是是。”我感慨地说，想起了王明羽同一个宿舍的博士师兄，“王明羽宿舍里的另一个清华博士，发了八篇SCI（现在已经十篇），被评为‘学术新秀’，结果去北京交通大学还要和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后以及一个亚琛工业大学的博士后竞争一个工作岗位。那个亚琛工业的人超级厉害，他面试的时候直接说：‘你们是希望我这门课用中文授课呢还是用英语？或者，我也可以用德语授课。’”
聊到于灏的就业，王老师的脸上蹿上了混杂着怀念、尴尬的笑容：“他去了深圳酷派。”
然后顺势聊了现在留在高校任教之难，接着又聊到发文章的指标。话锋一转，王老师突然问我：“我记得你是去中科院读研？”
“不是。您记错了。”